两个多月的考古发掘，超过1万件文物从江底被发掘出来，临近发掘现场的彭山汉代崖墓博物馆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得以展示。一段残刀，锈迹斑斑，刀体还夹杂着鹅卵石；一柄矛头，还能辨认出明末兵器形制；6块银锭，足足有拳头大小，鸡蛋大小的金锭还有光泽，在出土的银册上面，能够清晰地看到“册封”、“郡王”的字样。
考古专家介绍，发掘出土的文物主要有五大类：抢劫明朝藩王的财务、州县官府的库银、民间百姓的金银财宝、张献忠自己铸造的货币、打仗用的兵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领队周春水介绍，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众多出土文物中，民间掠夺的财宝居多。在展示的文物中，记者也注意到，金耳环、发簪、金戒指、手镯占了多数。周春水也认为，这也是张献忠掠夺四川百姓的最直接证据。
文献记载，张献忠一直在长江流域包括中西部地区转战，他没有特别稳定的经济来源。通过沿途劫掠富豪，才能维持军队物资的运转。从目前发现的文物来看，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这些文物是否证明“张献忠屠川”？一直以来，有专家认为，张献忠对川民的屠杀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也有学者认为，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和灾荒。随着更多文物的出土，这段历史或将逐渐清晰起来。
等级之高
金册来自蜀王府
木鞘里白花花的银锭 反射出贵金属的光芒
在众多文物中，木鞘最为震撼，这些流传于各路文献资料记载中的银锭“保险柜”最终以实物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蜀龟鉴》卷三载“居民时于江口获木鞘金银”。而《蜀难叙略》载：“清顺治十一年，又有渔人获银鞘于江口，而剖其鞘以为饲豕之具。”
3月16日下午，考古队终于在发掘区域的最北端发现一块相对完整的木鞘，木鞘腐烂的一端，露出了白花花的银锭，仍旧反射出贵金属的光芒。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的工作站，记者见到部分出水文物，各类金银器物、钱币上的文字大都清晰可辨，各种金银首饰上的花纹依然精致。这让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也感慨地说，“那叫一个震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根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将一段木头剖开成两半，将中间凿空，放入银锭后，两块木头一合上，再用铁丝固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这成了转移财产的一种运输方式。
这些木鞘装了多少银锭？有史料记载，“领万余两，分作五鞘”，因此也有学者推断：每一鞘装银2000两，以一锭50两计，一鞘则装银40锭。亦可推测，张献忠宝船上每一筒装银的木鞘原长起码有一米多长。
当然，众多文物中，4块金银册最打眼，直接印证了张献忠当年抢夺蜀王府的事实，一些龙纹首饰也证明了这些物品的规格，都是皇家才能使用的一些尊贵器物。刘志岩表示，这其中，金银册属于明朝王室宗亲，如果是册封儿孙嫔妃，藩王用的就是金册；如果册封郡王，藩王用的是银册。这些存在王府之中的金属，也解释了明王朝的一套分封体系。
意义之大
确定江口遗址是张献忠沉银处
证实岷江河上“遭遇战”
张献忠沉银一直是谜一样存在。根据史料记载，张献忠（1606~1647年）为陕西延安人，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起义，是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1644年率部攻破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1646年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遭明朝参将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大量财物沉于江底。
江口沉银遗址中，偶尔发现了一些唐宋时期的钱币遗物，不过，明末清初的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和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特别是里面的西王赏功币、大顺通宝铜币成了江底“主流”。
这些密集出现的文物，让考古专家确定这里就是张献忠沉银地点无疑。当年张献忠一路顺江而下，遭到埋伏，多年征战搜刮金银都连同被焚毁的战船，沉入江底。此次考古也为当初考古专家将这里定性为古战场遗址找到了有力支撑。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等30多位考古学家现场考察后认为，这是中国传说中的、记载的几处皇家藏宝中唯一被找到，且是由考古机构科学发掘出的批量宝藏；出水文物数量之多、等级之高，种类之丰富，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生活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谓展开了一幅中国明朝晚期的社会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