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扮相谱《四郎探母》中的萧太后(晚清),该扮相基于梅兰芳祖父梅巧玲所扮角色绘制。该图藏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从花谱话语转向社会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越界比起另外一些更具威胁性。在都市戏园所滋养的各种“跨界”中,商业舞台上的男扮女装以及附带的男娼市场并不构成社会性别越界中特别令人惊讶的形式。尽管公开搬演色情故事让国家及社会规范的其他拥护者感到迟疑,但男童扮演女人角色毕竟已是广为接受的惯例。观众混杂所带来的茶园中的族群和阶级区分模糊才是清廷,有时甚至也是文化精英的关注重点。正是对满洲之道稀释化的恐惧促使从乾隆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的朝廷出台一系列有关戏园的规定。戏园内的“社会易装”,即富商仿效文人精英的文化习性、赞助伶人的举动,对社会边缘的文人行家而言这比社会性别跨界更让人不安。通过同时分析有关社会颠覆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我们开始看到戏园范围内出现的那类抵抗的局限。在他们钟爱的戏曲及关于伶人和剧目的著述中,这些边缘化的文人可能幻想寻找与女性和其他地位低下者的共同点,但却拒绝认同,更不用说团结商业戏园内的商人观众。尽管文化精英可能与商贾和其他看客分享着舞台上的浪漫剧情,但这种在戏园内一般的社会互动只是滋生了他们对其他观众的蔑视而非认同。
从花谱可以看出,那些愤愤不平的文人戏园常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认同他们笔下的伶人。这种姿态大部分是建立在他们对伶人与文化行家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着的巨大身份差距的深刻意识之上。我认为,令戏园难以承担抗拒朝廷认同的社会规范或提供社会权力另一种想象的场域在于,职业伶人是这些抵抗的靠不住的合作者。为了获取市场价值,伶人不得不迎合观众需求,同时修正他们的表演以符合朝廷对北京戏曲剧种的诸多规定。当朝廷法令以秦腔过于淫秽为由而在北京范围内禁演时,商业戏班通过一种纯形式的修正与一种质的改变做出反应:他们既改变剧种的名称,又去除恶名昭彰的放荡表演。为了维持生计,戏班不得不同时密切留意观众口味和朝廷禁令,伶人则必须适时适地地修改自己的表演,通过自我审查避免触犯法律。带着这种警觉和自我审查的戏班,不再是激发社会秩序另一种可能的理想合作者。尽管商业戏园具有破坏社会性别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可能,但它从未完全免受国家的干预。政治警告和经济压迫总是制约着戏园的动力。因此它从未集聚发展成为一个对抗现有政治秩序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