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英国占领旁遮普（Punjab），终于完成了对印度的统治。
这一年，年仅11岁的牧师的儿子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John Lockwood Kipling）恐怕还没有想过自己的大半辈子会与这个东方国家牢牢地绑在一起。
Rudolf Swoboda, Bhai Ram Singh, 1892
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在1851年顺理成章地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也是全世界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这场为了庆祝现代工业科技与设计新兴潮流的盛会成为了吉卜林艺术与设计事业的启蒙。说来也巧，正是这次万国工业博览会的部分遗产促成了南肯辛顿博物馆（V&A博物馆前身）的建立，而吉卜林从业的第一份工作，也正是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参与装饰与设计。
Joseph Nash在“伟大展览（The great exhibition）”上的作品，1851.
28岁的吉卜林在婚后带着怀孕的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正是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来到了印度孟买，一开始在吉吉博伊艺术学校教授陶艺建筑雕塑。这是一间英国学校，旨在培养学生西方艺术传统。吉卜林后来成为了该校校长。十年之后，他又出任旁遮普拉合尔博物馆（LahoreMuseum）馆长和梅奥艺术学院（Mayo School of Art，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国家艺术学院）校长。作为殖民文化输出执行者的吉卜林，一开始满心惦记的都是如何在当地传播欧洲艺术。除了教学之外，他还为当时因棉花贸易开始繁荣的孟买担纲了许多公共建筑设计，比如著名的火车站维多利亚终点站（Victoria Terminus，现改名为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终点站）。
1909年由Rudyard Kipling出版的Ex Libris的书
印度本土艺术与设计在当时的欧洲主流艺术界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就相当直白地将印度艺术形容为“扭曲且畸形”。而印度手工艺品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被出口到英国市场，几乎就是地摊货的待遇。但历史悠久的南亚次大陆文明让吉卜林逐渐被它的魅力征服。他在长达近30年的印度岁月中，无数次前往当地的乡村绘制记录手工作坊的工作（这段经历也在日后成为其子鲁德亚德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比如西姆拉（Shimla）的锡克教木雕匠人；同时也收藏许多流行的民间图样，比如从一幢已经被拆除的18世纪的房子上留下的雕花木窗。他还曾经带领着学生们前往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印度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临摹了300张壁画与雕塑。这些佛教艺术及世界绘画艺术里的经典，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吉卜林此举除了有对精品艺术与工艺整理留档之意，也是对它们的保护——与其让西方收藏家把这些珍宝收入囊中，不如用图画或者石膏模型的方式过过瘾就好。可谓早期的艺术保育人士。 他这一辈子举办了将近30场关于印度艺术与设计的展览，足迹从格拉斯哥到加尔各答，甚至墨尔本。
吉卜林和他的儿子, 1882
殖民文化的输出者，变成了当地文化的保护者和推广者。他的努力最终也有了回报，比如获得了英国皇室的认可：为了纪念印度宣布效忠英国女王，女王陛下特邀吉卜林设计了印度主题的奥斯本庄园接见厅。也正是这项工作，让吉卜林声名鹊起。阿瑟王子（Duke of Connaught ）也邀请他为自己在萨里郡（Surrey）的巴格肖特园（Bagshot Park）设计了一个华丽的印度风格台球厅。
而吉卜林的行动，也与当时恰逢轰轰烈烈开展的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 CraftsMovement）不谋而合。这场缘起于英国的设计改良运动，试图改变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与手工艺人相脱离的状态，弃除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设计与制作相分离的恶果，强调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这不正是吉卜林毕生致力的事业吗？或许是远离欧洲主流舞台太久的缘故，被业界推崇为“英国艺术与工艺运动时期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师”的吉卜林，大众知名度却相当有限——他的最常被人提起的身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父亲”。
1855年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制作的展览会上展出的手镯
婚礼桌，1888年
但是在拉合尔，他可是妇孺皆知。“他是当地的英雄，是印度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英国艺术与工艺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英国V&A博物馆的馆长朱利叶斯·布莱恩特（Julius Bryant）这么评价，“他可不是那种天天坐在家里哀嚎传统工艺要消亡了的人，他用实际行动保护了它们。”
拉合尔博物馆在2014年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资金支持，用以研究吉卜林在担任拉合尔博物馆馆长以及梅奥艺术学院院长期间的工作成果；并且在2016年还组织了吉卜林课题的研究工坊。吉卜林的老东家，V&A博物馆在今年年初举办的一场名为“洛克伍德·吉卜林：印度旁遮普和伦敦的手工艺”的大展，简直就是在为这位被低估的大师正名（据说这也是V&A博物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的员工办展）。
吉卜林工作过程的石板拼贴画
这场展览以吉卜林作为艺术家、教师、策展人的经历为线索，围绕他在印度孟买、巴基斯坦拉合尔和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工作期间在藏品搜集和博物馆管理方面的活动，以及基于南肯辛顿模式的19世纪艺术教育对19世纪英属印度的影响展开。策展人为V&A博物馆馆长朱利叶斯·布莱恩特和纽约巴德研究所（Bard Graduate Centre）的苏珊·韦伯（Susan Weber）。
其实V&A博物馆一直藏有吉卜林在1870年至1872年间，旅行旁遮普、印度西北边境以及克什米尔地区所绘制的关于陶工、染工、珠宝匠人、玩具匠人、铁匠以及木雕师等等手工艺人的作品，其中一些早已集结成书出版。在展览上还能看到吉卜林和建筑师巴伊·罗姆·辛格（Bhai Ram Singh）于1890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怀特岛的奥斯本庄园设计的那间接见厅（Durbar Hall at Osborne）。后者正是他在梅奥艺术学院任教时候的学生——吉卜林在提携
大约1880年由穆罕默德·丁（Wahir Din）设计的瓦齐尔汗清真寺的主要入口
后辈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这位大师亦是功力不俗的插画师。56岁的他因健康问题退休，从印度回到了英国，继而开始了插画生涯。他最开始的插画作品是给自己的儿子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许多著作创作，比如儿童故事《丛林奇谭》（The Jungle Book），还有印度侦探小说《基姆》（Kim）。吉卜林采用了一种非常繁复的创作方式：先是雕刻出浮雕，然后再影印出来（其中一部分原始浮雕现藏于V&A博物馆）。遗憾的是，这对据说曾经非常亲密的父子后来关系相当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鲁德亚德的帝国主义立场（乔治·奥威尔就称他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认为他“道德上麻木不仁，美学上令人作呕”）与其父的信念存在分歧。虽然吉卜林在印度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跟殖民背景脱不开关系，但是他对印度艺术与设计的热爱，以及对它们的保护和推广也是有目共睹的。
展览现场
吉卜林还为弗洛拉·安妮·施特尔（Flora Annie Steel）的小说《旁遮普传说》（Tales of the Punjab）创作了插画。这位英国女作家也跟吉卜林一样，在英属印度生活了20多年。
30年的印度生活带给吉卜林的除了文化艺术的宝藏，还有一支几乎永不离手的烟斗。1871年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你理想的幸福是什么？”“躺在浴缸里吃一颗熟透了的芒果，再抽上一支本地的香烟。”这是他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