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名人的文章原发表的地方不详，却居然有一个不署编者名字的编者按，其云：”《千里江山图》已从故宫午门展厅撤下，但围绕此幅《千里江山图》的讨论仍然在继续。近日有学者提出‘伪画说‘，认为此画蔡京跋文与原画拼贴而成， 并且天才少年王希孟也只是杜撰的人物。对于这番喧嚣，本报邀请某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某院研究员某先生撰文，解析《千里江山图》跋文中的疑团。“ 这番话看似公允，发现了不同学术观点，就去寻求最高的专家来解读。细细琢磨，这里面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首先，杜撰”十八岁天才少年作画累死“说法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该报请来的某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某博物院研究员本人。这个幽默的黑点在于：该报请来的裁判人居然是我质疑了他的论点的作者！同时该编者居然把我的学术质疑定名为”喧嚣“ 制造者。虽然国际竞技场上常常出现裁判误判，但是从没出现过把竞技双方之一当作裁判的严重违规做法。其次对提出学术质疑的人和观点定性为”喧嚣“的手法只有1960年代才见过。估计这个媒体的编者是在用幽默的手法撰写的编者按吧。
我的学术成长与故宫关系甚密；首先是在从景仰故宫学者起步，比如杨伯达先生带队的国家文物鉴定组给我提供了些微参与他们考据鉴定的机会。其次是帮他们中许多人成行美国访问并与他们一同在欧美看画。这些学者中有很多都在我们的寒舍下榻共餐。从1980年代起这些故宫和国内重要学者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库房观看收藏的空前盛况，那时在美国的我亲历故宫前院长杨新，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单国霖、单国强、钟银兰、任道斌、薄松年、卢辅圣、等大量书画专家和学者看遍世界博物馆收藏和私人藏宝。那时中国刚刚开放，国际上所有有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机构，包括国内的机构急需对自己的藏品做个完整的判断。我有机会帮助他们在国际上看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看到大量国内各大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部分是有机会跟着他们以及欧美重要中国美术史学者学习看画，收获重大。在上述与我密切接触的两三代学者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这种需求渐渐不再，后来出道的学者就没有这些机会遍览世界藏画的优势。如果这件事的裁判解析人是上述学者之一，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觉得是一个黑色幽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