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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 尺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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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致张学良信札（之一）。（资料图片）
根据文化学者郑诗亮在《尺牍浅说》中的梳理，尺牍从春秋战国流传到晚清民国的过程中，具有其不同的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尺牍往来多属公事性质，涉及政治军事要务，内容以论说为主，较少掺杂个人的感情成分。等到秦朝以后，私人性质的尺牍越来越流行。东西两汉，留下了不少名作，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和李陵《答苏武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进入文体自觉时代，尺牍的风格为之一变。一派借助方兴未艾的骈文，或描摹山水，或申说事理。前者的代表是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和吴均《与朱元思书》。后者的代表则是丘迟《与陈伯之书》和徐陵《与杨愔书》。另一派则意气娴雅，行文信笔所至，情趣盎然。如曹丕《与群臣论粳稻书》。
及至唐宋，尺牍的范围逐渐变窄了。一方面，是因为韩愈、柳宗元等人，把日常书信当载道的文章来作，豪气多而逸致少，言志多而言情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黄庭坚致力于尺牍，写得既多且好，而且首次将尺牍编入自家文集中。这样一来，苏黄二人的短简小札，就成了后世尺牍的典范。
明清以降，尺牍文学极大繁荣，坊间书商也大量翻刻尺牍文集。无论是标榜性灵的小品，还是号称新体的家书，都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而在博闻强识的清朝学者手中，尺牍成了他们交流论学心得的有力工具，自然，信件往还之间，少不了骈四俪六，引经据典。到了这个时候，尺牍的规范也发展到了最森严的地步，对格式要求极严。
晚清的书仪规范最严，民国加以继承而稍有变化。一篇正式的尺牍，除开正文，至少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署名。措辞、程式随人际关系的亲疏尊卑，涉及事项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而措辞是否恰当，程式是否谨严，则直接反映了写信的人的文化修养。
据介绍，在晚清民国时，流行三本尺牍入门书：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学尺牍多半从前两本书入手；层次高一点的，就学《小仓山房尺牍》，但到底还是前两种最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