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许多欧洲艺术家对超越理性界限的超验和精神表达很感兴趣。例如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十分喜欢Adolf W?lfli的作品。布勒东在第十一届超现实主义展览（1965年）图册的前沿里向他致敬。他还收藏了几件精神病人的作品。让·杜布菲更是发明了原生艺术（art brut）的这个艺术种类，1948年成立了原生艺术协会，还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原生艺术收藏（后来被洛桑的原生美术馆收藏），以及出版了原生艺术杂志（1964-2001年）。杜布菲的个人创作也深受原生艺术的启发和鼓励。他在巴黎装饰艺术美术馆举办的原生艺术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了年轻一代艺术家，例如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1944-）和安妮特·梅莎洁（Annette Messager，1943）。除此之外，此次展览中还出现了受表现主义艺术家恩克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1880-1938）喜欢的Else Blankenhorn的水彩画，受达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和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1902-1975）喜欢的Johann Karl Genzel的木雕，以及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1925-1991）喜欢的Heinrich Anton Muller的作品。法国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让·于贝尔·马尔丹（Jean-Hubert Martin，1994-）在一篇关于杜布菲所开创的原生艺术的文章里谈到欧洲的现代艺术的两个源头：一是异域的、被欧洲人称作“原始”的艺术品，二是自学创作的、后来被定义为“原生”的艺术作品，分别以高更和梵高为典型。一种艺术家通过体验与自身（欧洲）文化差异巨大的“他者”文化寻求突破，另一种则是通过内省和自我内部的抗争找寻出路。希望突破自文艺复兴延承到十九世纪末已经桎梏了艺术语言的欧洲现代艺术家，主要在这两个领域寻求两种启发。
August Klett，《太阳下的公鸡共和国举办的晚宴和不化妆舞会》，铅笔、水彩、粉笔、纸
原生艺术作品从一战以后被欧洲前卫艺术家们逐渐发现和吸收，二战以后被杜布菲理论化，之后进入了美术馆的收藏，时至今日已经被纳入到另一种既定的艺术审美体系。但是它们自由、本真的创作过程对今日的艺术创作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它独立与市场、声名、政治需要的艺术初衷使得创作者可以乐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抚慰和升华。这也是艺术给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另外，直到19世纪末，精神病人在欧洲仍受到极大的排斥。当时盛行的达尔文主义使得优生学得到了重视，这间接导致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悲剧。照顾精神病人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违反社会进步的价值观的。几位精神病医生对病人的艺术创作的鼓励和收藏在这一背景中显得尤其可贵。他们推动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艺术天赋的认识，甚至更新了人们对创造力的认识。最后，雨果故居博物馆此次对原生艺术的展览也许还让我们看到名人故居博物馆展览的另一种思路：即不只是陈设他们的物质遗产，还可以探索、展示他们的精神遗产在当代延续和更新的形式。这本身就很有可能打破时代的阻隔和艺术文化的高低之分，并且拉近来自社会不同群体的观众间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