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以心性为之而功绩卓然
赵叔孺金石扇面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叔孺即以书画、篆刻、鉴定四绝驰誉。当时大江南北，艺坛高手如林，但如赵叔孺那样具有全面素养而且造诣高深者，也是凤毛麟角。就是这位名重海上的大家，身后却十分寂寞，名焉不彰，淡出艺史，国家文物局1795年-1949年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名单中不列其名，近年来出版了许多近代书画家名录，很少收录赵叔孺的条目，有的只有寥寥数语，有的一字不提，似乎他在中国艺坛上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这与他生前的名声和地位颇不相称，他在后世艺坛上的影响究竟在何层位上？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和主要因素有那些？思考之余不揣冒昧，谈一些个人看法，以求教于高明。
一般来说，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各种技艺、文学艺术及人文艺术是受传统制约的，在它们的发展中，传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极左”文艺政策干预下，在一个一切都求新求快的时代，传统派的名声可谓江河日下，在“静气今人所不讲”的今天，“尤其是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写意艺术的惯性发展和人的惰性选择，以写意的表现博取雅的名声比之工整的表现要来得容易得多”(徐建融语)，儒雅不再，风流不再，书卷气不再，贵族气不再，它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人不可避免地被粗鄙化的过程，正统的无论是学院中还是社会上都提倡写意，这种状况恐怕不能简单地仅仅看作是写意与工稳、传统与现代的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在起着作用，“期间或多或少还有着各种难易之别的投机心理在起着作用”(徐建融语)，更与一些热衷于逞奇炫巧的各种急功近利现象相关联，这一意象透出了几分唐实几分荒谬。后世之有心者当能从中咂摸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来。
赵叔孺书法
赵叔孺的书画篆刻既有传统，又有难度，且不乏新意，但平心而论，他的创作思想与审美情趣尚未超出古代传统艺术的范畴。他的作品留给人们的印象仅仅是崇尚古法，入多出少，也就容易为传统所束博，就创新意义来讲，其艺术成就确稍逊于吴昌硕等人。究其因，完全与他的阅历有关，他于艺术的研究，是与其收藏、鉴定相结合的，虽然具备极高的眼力和审美感觉，但探研深广，几近于程式，很之僭越，这一点有同于吴湖帆。令我引起几分惆怅的是，那些无所师承，庋藏无一，纯粹依据个人嗜好，任凭个人情绪抒发，不对传统作深究，乱涂乱撇，甚至是初学涂鸦的人物，反而极负盛名。原因非常复杂，细究得失肯定是一笔糊涂账，好在人心是碑，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造诣在人们心目中是抹杀不了的。
在艺术史上，全身心投入艺术，竭尽全力，穷尽变化乃至开一代风尚的大家固然不少，但以书画篆刻为修身之术，纯以心性为之而功绩卓然者似乎不多，赵叔孺即是其中之一，辛亥革命后，他寓居上海以书画篆刻鉴赏应世，享誉沪上，“海内彦硕，皆折节与交，近自域中，远及海外，片楮只字，珍若球壁，”在当时，他与吴湖帆、冯超然、吴待秋有“海上四大家”之称。然而，赵叔孺雅心恬淡，不乐世纷，“是时，君犹年壮，而大理公(指赵佑宸)门生故旧改元后，颇多通显，佥讽君再出，君笑谢曰：士贵适性，余雅耽金石书翰，玩而老焉，何用外求，因镌一印以见志。”对名利的隔膜，对应酬的冷淡，反映到其创作心态上的平稳，闲散的生活方式并未销蚀他天性中对艺术的钟情，但遗憾的是他对艺术的态度是“意在自娱，匪为人役”，乃至忽视了自身的艺术的追求。当然，自娱也是一种境界，可以心平气和，至于能否赢得人们赞赏则是另外一回事。赵叔孺在中年后，日渐懒散，抗战前虽甚清贫，也不肯多挥画刻印，只是到了节日年关，才奋起作书画以付赊欠。“唯人有求书长篇巨幅者，往往费时累月而不能得，或有时存件山积，拜求者踵门，公不得已，乃闭户兼旬，一举而廊清之”。他也不珍视自己的治印，极少留底。1923年，陈巨来曾呈一册子，请老师每刻一印，为留一印蜕。十年后蒙赐还，不过留了百余方印蜕。以后他常命门人代刻。姚虞琴曾请赵叔孺刻印，巨来代师镌之，不料为姚一眼识破，责问何以为老友治印也不肯自己动刀，而以门生之作塞责？事后，陈问师姚目光为何如此锐利？赵笑答：只因为你太要好，没有我的草率，姚老知道我不会如此卖力的。赵叔孺在他逝世前六七年间，生活优裕，声名特盛，已不再留意艺事。其弟子程祖麟在《吾师言行记》中回忆道：“公晚年辍绘事，惮于动笔，有求八骏者，公亦婉辞，甚有强委金帛，不限期以求者，公笑却之，曰余老矣，人生朝露，余殊不愿以此累吾后人也。”陈巨来在《记陶寿伯》一文中述道：“陶寿伯初为赵门忠诚之人，其时无锡帮求叔师画马者(当时润例画一马，等于买一匹真马也)，无不由寿伯经手，三四年间积至五十幅以上，润均先付了，而师竟一一笑纳，从无一匹交件也。寿伯一求再求，总以‘就要画了’四字答之。师七十生日时，张鲁厂强之写五百寿仪，陶已微感不怿，至次年，寿伯为众债主所逼促，不得已，面求叔师云：‘但求请其次子敬予，代笔画双马图一幅，由陶售去，以款还人。’师允之。及敬予画成，问以上款题何人，陶云：‘只要单款可也。’敬予云：‘那你是以高价出售了，不给不给。’陶不得已，只能四出借六七千元之巨，以还众人了。于是遂绝迹赵门矣。”赵叔孺于世故人情的生疏冷淡是显而易见的。终其一生，闲散、自由和清高构成了他人生的主调。赵之谦曾跋挚友魏稼孙为他集拓的《二金蝶堂印存》云：“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我不知道赵叔孺是否受“吾家撝叔”这一思想的影响，但由此联想到陆维钊先生晚年亦曾叹曰：“想不到最终落得个书法家的下炀”，可见旧式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无限的委屈。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幼读圣贤之书，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不屑以雕虫小技立身。从今天的价值观角度来看，如果赵叔孺当年能将才情专注于艺事，他的成就未必在吴昌硕等人之下，但前人自有前人的取舍，今人只能为这位艺术家的取舍失当而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