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贵适性”与“安和虚静”
赵叔孺画作《绥山仙品》
20世纪上半叶，正值极端靡弱之时，而书画篆刻艺术却异常繁荣，人才荟萃，大家辈出。各种金石书画研究团体随之不断兴起，仅上海就有“贞社”、“广仓学会”、“寒之友”、“绿漪艺社”、“海上题襟馆”等艺术团体。1904年的甲辰夏日，西泠印社的创办，使它在篆刻艺术界独树一帜。和吴昌硕同为当时印坛巨擘的赵叔孺，门生众多，声名特盛，他与西泠印社创始者丁辅之、王福厂关系密切，“海内积学之士，咸推服叔孺，愿委贽纳交，惟恐失之。”赵叔孺何以于西泠印杜无缘？是资望不够还是不想出山？从印社主要创始人吴隐当时在印社初创前后的作用，以及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到最后如何由他作主请缶老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的史实来看，赵叔孺作为与吴昌硕相抗衡的大家，怎肯屈尊而加盟西泠？“赵叔孺和褚德彝，当时认为吴昌硕刻印敲敲碰碰，担任西泠印社社长算不得什么，有所反感，因此未加入西泠印社。”1925年，吴昌硕题沙孟海印存有“浙人不学赵撝叔”句，沙氏初从赵叔孺学印而近于撝叔，而赵氏印风与缶老印风分庭抗礼，缶老出此言当有讥赵之意，旧时代文人相轻及艺术上的门户之见，往往造成党同伐异，甚至互相轻视，互相排斥。这里面除了艺术取向各有专嗜外，其中的原因极其复杂，孰是孰非，恐非我等可以妄加断言，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赵叔孺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他完全是名士派头，追求老子“致虚守静”之旨，对社会现实的功利性始终持超然态度，正像陈振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以艺术的平常性来待艺术的典范。”这与他的“士贵适性”的人生态度，“安和虚静”的性格风度颇有关系。因此，假如他能够预见到西泠印社以后会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名社’，并成为享誉中外之印学圣地，他也未必肯放下架子而加盟其中。这是一种无奈的遗憾，也使他在印坛的影响大打折扣。这里顺便指出一下，当时许多以印名世的大家，如易大庵、简经纶、齐璜、邓散木、乔大壮等亦都未能加盟西泠，朱复戡、陈巨来还是在“事件”后的1979年，即西泠印社成立75周年庆典时，才被吸纳为社员，朱氏七岁时即被缶翁称为小畏友，曾拜缶翁为师，而赵叔孺的高足方介堪、叶潞渊却都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这里面的种种复杂因素，我们很难妄加揣猜，但确实使人感到意味深长。
赵叔孺于印学的研究颇多建树，他在闽中尽阅林氏所藏印谱，凡《汉印分韵》中未收的文字，他一一摹出，得两千余字，题名为《古印文字韵林》，前文曾述此著被人剽窃后易名出版，赵得知后，隐忍不发，淡而处之，其旷达如此。他居闽中留所刻两千余方钤本，曾交陈巨来整理，后为他人以“再印续编”名义取走，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其生前所作印，大都为门人留意收集成册，装本不多，且价格昂贵，故存世甚少。其于艺论虽无专著，但为人跋，无论溯源流，揭伏藏，发隐微，论析评说，皆随口道来，而且旁征博引，惜所存甚少，更无系统性论著传世，只在生前最后几个月出版过一本画册，1956年，门弟子曾在香港编集有《赵叔孺先生遗墨》一册，但影响都不是很大。这些因素对他在艺坛上知名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赵叔孺临李公麟《马》
自1993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兴起，赵叔孺的书画作品在各大拍卖场上亮相不多，价格不高。1995年，他的《福禄寿》四屏，在翰海拍卖会上以3.3万元成交；1996年，《柳荫神骏》，在广州嘉德以1.98万成交；1997年，《杜鹃花图·隶书》成扇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0.33万元成交；1998年《花鸟》四屏，嘉德拍卖会上以2.2万元成交；1999年，《碧荫立马》，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76万元成交；2000年，《篆书对联》，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0.39万元成交。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与升温，赵叔孺的作品潜力渐渐地为世人所识，参拍的数量、成交的价格都呈上升的趋势，如《篆书八言联》，成交价2.31万元(朵云轩第28届艺术品拍卖交易会)；《篆书七言联》，成交价1.76万元(崇源2004春拍)；《行书七言联》；《篆书十言联》，分别以1.32万元成交(中贸圣佳2004年春拍)；《鹤戏流泉图》，以2.2万元成交(翰海2004年迎春拍卖会)；朵云轩2004年春拍，《柳荫双骏》，以5.83万元成交；《紫藤山鸟》，以3.3万元成交；《牵牛花开·篆书》成扇以3.08万元成交；崇源2004年春拍，《马饮春泉图》，以3.52万元成交；《锦鳞荇藻图·隶书》成扇，以3.52万元成交；翰海2004年春拍，《春风立马》，以3.96万元成交；《红衣罗汉》，以2.42万元成交。由此可见，赵叔孺的书画艺术价值已引起众多藏家的关注与认知。他的作品一直给人有一种华丽的感觉，落笔高古，书卷之气盎然，他没有那样落魄文人的粗糙与痞气，不论是工与放，抑或是两者的混合，经他手下，都有了华丽的光泽。因此，他的作品必将成为书画爱好者和收藏家的追捧之物。
赵叔孺的书画“遗迹在大江南北，咸什袭珍藏，几如倪高士画”。赵鹤琴先生以赵叔孺从子，久待几席，藏赵叔孺遗迹较多，赵叔孺的许多书画精品在他手中。赵鹤琴(1894-1971)，浙江鄞县人，字惺吾，晚号藏晖老人、半聋，斋名藏晖庐、鹅池轩、陶真楼。据其同门师弟陶寿伯所述，赵鹤琴“壮年及中年，是外交家王正廷的幕友，襄力文牍，以此甚少居沪。及至1950年，知其亦在港，任职南洋纱厂，并且是位选棉花专家。直至六十外，方退休而离职。……留港近三十年，为人治印无算，亦设帐课徒，授篆刻外，兼及书法、山水等”。1956年，赵叔孺逝世十一周年，赵鹤琴与同门程祖麟及书画篆刻界先进李研山、顾青瑶、张大千、邓芬、王季迁、吴子深、赵少昂、冯康候等在香港联名发起举办赵叔孺先生遗作展，并出版《赵叔孺遗墨》纪念专辑。近年所见之赵叔孺的精品，如钤有“四明赵氏鹅池轩收藏印”细朱文印，即是从赵鹤琴或其后人手中陆续流散出来的。如菲律宾华商庄氏家族捐赠给上博的两涂轩珍藏书画，其中就有赵叔孺的数幅精品，都在画中钤有此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赵叔孺书画署款有一定的规律，一般绘画都署赵叔孺；书法则署赵时或叔孺赵时，但七十岁前后则截然不同，七十岁前写作“时”，七十岁开始写作“吋”。其弟子叶潞渊曾当面相询，赵答：“人到七十，如日薄西山矣。”不料竟成谶语！另外，赵叔孺自甲子年五十一岁起，每逢元旦，黎明已兴，焚香静坐，自刻纪年印一方，凡一年中得意之作，常钤用之，迄至其去世二十二年间，未尝中断。这些特点也是鉴别他的书画作品真伪和优劣要点。
以赵叔孺的才华、经历和活动天地，他完全可以在艺苑独领一方风骚，他就像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陈年老窑里精心烧制出的一件精致瓷器，他不以黄钟大吕著称，美学风格不是崇高一派而是秀美一路，虽无振衰起懦之功却总是让人低回不已。但是他的名士气太重，散淡惯了，并且无意以艺名留世，以致给我们留下太多的遗憾，这里既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他个人的责任。然而，在当今书画界轻视传统和古法的时尚下，赵叔孺以古为新的古典主义思想及其成就是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作为近代艺坛举足轻重的大家，他为中国书画艺术，尤其是近代印学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而他的艺术之树，正焕发出长绿的生命活力，显示出这一艺术流派的蓬勃生机和光辉前景。■
张奕辰(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篆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