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付常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付常勇负担（已交纳1650元，剩余16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看完这个判决，一定有人会提出疑问：法院为何不对被砸瓷器的真伪做鉴定和评估？真伪结果就不重要了吗？
笔者以为，人民法院非常清楚，文物艺术品鉴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专家们在一起都可能产生意见分歧，何况现在各级人民法院都没有一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和评估机构，国内也没有专门鉴定文物艺术品的个人鉴定资质，沿着判别真伪的方向审理，也许极难出现一个让人信服的判决！
而本案中，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关系十分清楚，双方之间的合同手续完备无缺。因此，按照程序合法性进行审理则相对简单、清晰、公平，更能让人信服。
为了便于说明，笔者下面列举了当年人民法院关于假画案的两次审理和判决。
1995年10月28日，浙江企业主王先生在杭州一场拍卖会上，以110万元人民币拍得了一幅署名为张大千的作品《仿石溪山水图》。不久，王先生怀疑该画可能为赝品，于是，他找到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做鉴定，徐老看过原画后鉴定为假画（摹本）。
王先生要求拍卖公司退货。拍卖公司找到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做鉴定，谢老反复审视后认为“确定此图为真迹无疑”。
看到拍卖公司不同意退货，王先生将拍卖公司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还没有出台，人民法院只能根据《经济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判，因为两位专家对真伪各执一词，法院依照王先生与拍卖公司的合同关系与拍卖程序进行审理。结果，杭州中院一审、浙江高院二审均判定王定林败诉。王定林不服判决，于是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1998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启功、刘九庵等国内10余位书画鉴定专家对该作品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该幅作品为赝品。
1999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拍卖纠纷案，最终以王先生获胜而结束，为这场历时4年的假画案划上了圆满句号。
很显然，最高院最终又是根据艺术品真伪鉴定而进行的判决，以持各方意见的专家数量的多寡定胜负，过程十分复杂繁琐。
2005年12月11日，在北京某拍卖会上，上海苏女士以253万元竞拍下了一幅署名为吴冠中的油画《池塘》。后来苏女士听别人说这画不对，她随即找到拍卖行交涉退货。
为弄明画的真伪，苏女士找到画家吴冠中先生，请求给予鉴定。吴冠中仔细查看了《池塘》后，在画框玻璃上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鉴定结论。
苏女士以此为据，将拍卖行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苏女士要求退还拍卖款的诉讼请求，该拍卖行表示：对画作真伪，应当由竞买人苏女士在拍卖前自己判断，拍卖公司不承担责任。因为该拍卖公司的《业务规则》中已经声明：“对拍卖品所作的介绍、描述及评价属参考意见，不表示对拍卖品的任何担保”。苏女士应该自己承担风险。根据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法院认为，画家本人虽对作品原则上最有话语权，但一旦作品进入市场流通，就会衍生出一系列利益问题，此时画家本人再做鉴定的结果就会受到利益的影响而难以公正。而吴冠中先生在本案中，不能既充当原告证人，又充当鉴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