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吾是个大器晚成之人。他的祖父、父亲以及两位兄长均效忠于元廷。长兄刘存吾，率军死守宁国，抵御长枪军，后力战而亡。仲兄刘长吾，以学官身份代替逃跑的官长组织城防，抵御红巾军达一年之久，终因弹尽粮绝牺牲于长宁州。自己的六位至亲先后死于元末镇压红巾军的战争中，亲人离世的悲痛与动荡不安的社会，迫使刘三吾只能隐居自保。在家乡幽居的十余年岁月中，江山易主，风云变幻，自己只能写作诗文以哭吊前朝并慨叹世间沧桑。
洪武朝中期，因“胡惟庸案”、“空印案”等大案牵扯甚广，导致朝中官员锐减，亟需大量官员补充。洪武十八年（1385年），73岁的刘三吾被举荐入朝，从此开启了自己十余年的仕明历程。
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
——《明史》卷一三七·列传第二五
刘三吾的官品堪称楷模，他不仅才学过人，官至翰林学士，《明史》亦对其有极高评价。自己的女婿因贪污犯法被捕，他不徇私情，自责管教不力并主动请辞；因言获罪的言官在行刑前曾向刘三吾大呼，恳请他为自己青史留名。这些事迹足见刘三吾的坦诚与正直。
朱元璋对这位“坦坦翁”亦是信任有加，不止一次在臣属面前夸赞他的忠贞与耿直，并赏赐以珍奇文玩。敕令修著《孟子节文》的工程，即是由刘三吾主持。朱元璋御制《大诰》及《洪范注》均有刘三吾作序，明初文坛名宿不少，而享有此等殊荣者仅三吾一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对立储之事颇为犹豫，刘三吾带头坚持道：“皇孙世嫡承统，礼也。”使朱元璋下定决心立皇孙朱允炆为储君，刘三吾的坚持也深得赞许。
电视剧《朱元璋》中，将主要涉事官员演义为李善长、宋濂
然而，已然84岁的坦坦翁，理应荣归故里，颐享天伦之乐，现在却背上了“科场舞弊”的嫌疑。刘三吾的清廉正直，朝中谁人不知？况且“胡蓝党案”等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谁人敢在科考大事上顶风作案呢？另一方面，刘三吾对自己的工作态度也十分自信。在接受调查询问时，他一再表示，从开考前的锁院回避，至阅卷时的糊名誊录，自己始终严格遵守工作条例，不曾有半点疏漏。
而且，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科考定制以来，各级考务人员各司其职且相互监督，权责分明，想要从中徇私舞弊几乎是不可能的。刘三吾再三强调，自己作为会试主考官，“仅以文章定名次”，至于考生信息及籍贯所在，根本无从得知。
张信等人的调查结果出炉后，证明刘三吾确实经得起考验。根据调查小组进呈的落卷来看，大多文采不佳，其中更有犯名讳者，实在有失水准。调查小组认为，刘白二人录取的52名举子虽尽为南人，但确实文采出众，普遍强于落榜的北方举子，录取结果公正可信，此事不应为舞弊案。
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刘三吾定会长舒一口气。他坚信自己的忠正定会感动圣上，自己的耿直定能还自己清白。然而，八十余岁的坦坦翁可能忘记了一个问题。当今圣上十分青睐忠正耿直之人，确实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圣上自己也会同样的忠正耿直。
朱元璋：屠刀背后的真实用意
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已然是个老人。结发之妻与三个儿子的接连离世，使这位皇帝的晚年更加帝心难测。如今科场案闹得沸沸扬扬，使很多人隐隐感觉到，“蓝玉案”之后又一大风波就要开始了......
晚年朱元璋
调查结果已经出炉，可请愿学子们更为不满，他们进一步提出“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指责调查小组与刘三吾串通一气，故意挑选低劣的落卷进呈御前。
事态随之再一次扩大，而这次，调查人员也成为了嫌疑对象。
面对一再恶化的局面，震怒之下的朱元璋选择了自己的一贯作风。但是，遭殃的并不是直言贾祸的北方学子。
是年五月，涉事的副主考官白信蹈与调查小组张信等人，以徇私舞弊之罪，“俱磔杀之”（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责令流放戍边；新科状元陈䢿、探花刘仕谔，因调查报告批语含糊，责令发配戍边，次年被召回复职，旋即又以其他罪名处死；涉事人员中，仅有新科榜眼尹昌隆以及调查小组中的戴彛，逃过了此劫。事后，朱元璋又“谓三吾信蹈蓝党，余皆胡党”，将此事定性为党案。
六月，朱元璋再度开科并亲自主持殿试，共录取进士61人，其全部为北方人。一甲第一名为韩克忠，山东武城人士；第二名王恕，山东长清人士；第三名焦胜，山西乐平人士。韩克忠成为了洪武朝最后一位状元，也是第一位北方籍状元。而之前录取的“南榜”进士，“俱不刻《登科录》”。至此，持续了数月的“南北榜案”方才告终。因为两榜录取时间分别在三月（春季）和六月（夏季），故又称为“春夏二榜”。
科场弊窦既多，议论频数。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永、宣间大抵帖服。
——《明史》卷七〇·志第四六
《明史》的编纂者认为，此为科场舞弊案无疑。但后世学者大多认为，这是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
在“南北榜案”后的刘三吾，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被流放戍边，这与宣判死刑基本无异。然而，坦坦翁却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坚强的赞歌。他不仅活着走到流放地，还等到几年后被建文帝大赦召回，最后得以善终。刘三吾被赦免，可视为朝廷对其的一种补偿，足见此案并非真正的舞弊案。
那么，“南北榜案”的真实原因又是为何呢？
从经济角度分析，隋唐时期，中原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在黄河流域，此时的科举重心也完全在北方。但唐末五代以来，北方地区的战祸连年，导致人口流失，水利系统荒废，土地荒芜，民生凋敝，进而导致北方社会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降低。与此相对的却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江南地区兵祸较少，人口逐增，农业发达，生活富足导致文化的繁荣发展。长此以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科场上便体现的十分明显。此次尽取南方举子，虽是偶然，但其背后隐藏着必然。
明代的《凤洲杂编》有过评述，朱元璋顾虑“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刘三吾“不悟太祖之意，致有此祸”。《廿二史劄记》记载“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这种社会现象也多被后人解读为“故元之思”。如若北方士人因登科渺茫而对明廷彻底心灰意冷，则有倒向北元势力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