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的绘画风格，从内因来说，因其本师为周辰，且游于文徵明之门，故既有偏于北宗一路的院体、浙派风格，又有偏于南宗一脉的文人画风格；而从外因来说，由于仇英是一个职业画家，与一般文人画家寄兴为主的业余理想不同，其创作的倾向必然会受到收藏家趣味和具体要求的影响。”苏州博物馆馆员潘文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这些别号、室名画题，庄园庭院题材或是传统吉祥寓意的题材作品以及朝廷官员、富商，甚至士族等订件人的身份来说，仇英似乎仍然无法摆脱职业画家的身份，只能以高超的绘画技巧创作出各种题材与风格的作品，来满足订件人的不同需求，这也是所有职业画家不得不面对的绘画境遇。
除此之外，我们从明代绘画史上看，不乏一些介于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之间的画家，如与仇英同时的谢时臣、晚明的蓝瑛。明代时，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本就互有交往，在文人画派逐渐占据画坛主流时，职业画家难免也受其影响，有时并主动向其靠拢，造成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的合流趋势。从而也使得艺术史对于艺术流派的性质和画家个人身份的界定显得左右为难。董其昌虽将仇英划入“北宗”，却仍有保留，对于唐寅这样行利兼有的画家则干脆回避。而艺术风格介于浙派、吴派之间的谢时臣，由于无法被归入南北宗之任何一派，几乎成了艺术史上的“失踪者”。
结语：还原于仇英本人，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作品和美术史中零星记载来重新构造属于“仇英”的人物形象。一个来自于江湖市井的画工之流，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影响文人画家及士大夫名流对他的推崇以及彼此之间的艺术合作，但是而就身份而言，仇英民间职业画家的出身状况和教育背景的缺憾性，让他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或是妥协，打上被选择性的烙印。而不可忽略的是，仇英在两大群体中的所衍生出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取向中，其“双面性”也不由使他融入到时代的潮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