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 采菱图 扇面 上海博物馆藏
正是这种“不立则破”的心态，使得董其昌“鬼使神差”般的把仇英划入到北宗体系中，对于这种体系的划分，已经过世的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也曾经有过表述：“唐寅与仇英，与沈，文并称‘吴门四家'，但两人的艺术渊源都出自南宋院体，均师属院体系统的职业老画师周臣，其成熟画风具有浓郁的行家气息，因此，他们两人难以归入‘吴门画派'，但有些画史将二人归入‘院体派'也不恰当”。几百年之后的我们尚且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感觉，更何提当年的董其昌。
并且在颜晓军看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后人不断加工的，通过文学等各种方式的阐释，最后形成一个人物。我们现在知道的董其昌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董其昌，仇英也一样。仇英的形象是董其昌来塑造的，因为他的言论影响大，起着最关键的作用。重新建构过去的历史时，必然会牵涉到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
仇英 后赤壁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之于仇英的影响，使得很多近现代的学者所写的中国绘画史，或者艺术史，认为仇英是工匠、人物画家、摹古高手等等，他们就对仇英做了另一方面的塑造，也可以说这些负面的出发点是来自于董其昌对北宗画的批判。”颜晓军进一步补充道。
仇英 人物故事图册-竹院品古 故宫博物院藏
而在董其昌之后对于仇英的评论，颜晓军也对我们进行了梳理：“董其昌扛了南北宗论这面大旗之后，后人受到董其昌的影响的也很多，有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附和董其昌，导致走过了头，一味的批判仇英。比董其昌稍后的李日华就提出了仇英绘画品格不高的说法。他认为仇英临摹功力达到了高水平，但是还没有参透古人的意趣。仇英可以做到繁密而不能做到简淡，所以称不上是高品。明代文学家陈继儒曾经赞美仇英的《子虚上林图》为第一，但是还是把他的其他作品同于工匠画，只能称其为能品，在画格上做了区分。
但是在朱万章看来，且不说董其昌有没有做这样的划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从某种角度说，如果没有董其昌的这番讨论，也许我们今天对于仇英的关注还没有那么的深入，而其实直到现在我们在考察仇英的时候还是没有划入到文人画家中来。
在绘画创作中，文人画家追求的是平淡天真与笔墨韵味，而仇英这类的职业画家却以绘画技巧的完备为宗旨。它甚至成为文人画与画工画的分歧所在--职业画家以画画为谋生的职业，而文人画家则以画画为“寄兴游心”、“聊以自娱”的笔墨游戏。正是这样的区分以及董其昌的官方评判，使得仇英在传统美术史上的认知遭到了“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