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末年的“党争”，从此北宋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朝廷上下党同伐异、官员之间搞站队、划线、不分青红皂白，政治上乌烟瘴气，直接导致内政紊乱。但我认为这一点不能全让王安石来背锅。变法过程中的有许多不同意见其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在中国古代，这样的问题往往会上升到道德层面的问题。一旦上升到道德层面的问题，那就是“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于是就必须站队，必须划线，绝不妥协，这就导致的了“党争”。变法派在台上的时候确实为推进变法，控制舆论，对官场进行了大清洗，保守派被一律逐出朝廷。后来保守派上台，变本加厉，也搞一刀切，凡是变法派的政策不管实际好不好一律废除，变法派的人一律放逐。这一点保守派的首脑人物司马光要负很大的责任。正是他上台后搞所谓“拨乱反正”手段太极端、太绝对，直接导致了政坛的分裂。连当时属于保守派的苏轼都看不下去了，直呼司马光为“司马牛”。后来变法派又上台，依样画葫芦采取同样的报复措施。从此北宋政坛就一直没消停过，直至灭亡。这样的党争其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通病，不能赖在王安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的“党争”还是这样。一个具体的、技术层面的分歧，往往会被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层面，导致水火不相容的“党派”，以致于内政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