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在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很有兴趣，非常的神往，这就象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样，所以，当时的忽必烈就已经延聘了不少的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许多汉族的幕僚中间，有一个当时叫做“子聪”的和尚，他就是后来主持营建北京城、改国号、制定朝仪的刘秉忠。
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由刘秉忠领衔，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兴，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为此，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公告天下。
在古代，朝廷的诏书也都是很好的文章，因为写诏书的人都是当时文人的冠冕，如果没有一流的文章手段，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来为自己草诏，所以，这些诏书也都可当作好文章来一读，这类文章一般来说，都非常大气、庄严，又有雄辩的说理，又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还有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天下的人听起来能够心服口服。不信的话可以试读一下这分诏书，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